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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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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大家族(始祖)历史名人录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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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大家族(始祖)历史名人录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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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历史名人03

王氏历史名人03

 


    王氏大家族(始祖)历史名人录之(2)



 
03王氏历史名人




   
姓氏略考-王姓-历史名人-⑶ 分类:


    王 明:(公元1904~197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著名中共领导人之一。

    王明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国民党。

    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教条主义严重。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左”倾思想的文章。1930年底借批李立三路线的机会,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政治纲领。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的损失。

    1942年在延安开始进行整风运动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中共“七大” 时为了团结他,仍选他为中央委员。

    对于中共党史上的重要领袖王明,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犯过严重错误,对其历史功绩则知之甚少,对其犯错误的根源有时也缺少中肯的分析。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出了新的评价,为全面认识王明提供了新的正确的视角。

    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中,王明是非常出名的,以犯有重大错误而出名。从延安整风运动起,对王明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出了新的评价,这是对王明研究的一个新进展。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的新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对王明的错误的定性有了客观的提法,过去在涉及王明错误时,把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左”倾冒险主义,把他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则分别表述为“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二,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与临时中央的错误作了区分,虽然指出了王明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和影响,但在阐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明确指出了临时中央的责任,而没有沿用传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称谓,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直接联系起来。三,指出了王明的功绩,如他在共产国际期间,主持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定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宣言;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广泛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主持起草的著名《八一宣言》;他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的《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等,并对它们的作用给予了肯定。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所作的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毫无疑问,王明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严重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并非始自王明,但把教条主义推到极端地步的却是他。他比李立三更“左”、其教条主义形态更完备、更有理论色彩,尤其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因而对全党的影响更大、更深,统治全党的时间更长,危害也更大。尤其是经过对其错误路线的强力推行,其唯上唯书、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长期笼罩了全党,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妨碍了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和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严重的曲折过程。抗战初期他的右倾错误,虽然由于有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没有造成全局性的灾难,但在党内形成了思想混乱,对党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当时,蒋中正处心积虑阴谋利用抗战、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搞垮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国民党在当时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王明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强调与国民党的合作而忽略党的独立自主的主张,必然将把党和革命事业带入极其危险的境地。若循此以往,则党的前途、革命的前途不堪设想。这些,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事实清楚地表明:王明是不堪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其主张是错误的并且对党的危害极大。

    过去评价王明,有两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在评价王明错误时,有两点应当看到可是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战略思考和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指示不符合中国实际,甚至损害中国革命。而共产国际要求绝对服从的组织原则极大地制约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探索。既缺乏独立探索意识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就是因为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而被赏识推举到中共领导职位上来的。因此,他的教条主义就既有他自身的原因,同时又有共产国际的原因,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重要领导人,王明在当时的政治信仰、奋斗目标是无可非议的。土地革命时期,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抗战时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上,他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王明的思想动机、基本政治立场是不错的,他的错误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等方面的错误(当然,这些错误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错误)。对此,中共中央曾明确指出过。如毛泽东为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结论草案”,在尖锐地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同时,指出:王明等人在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现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上,在要同进攻苏区的敌人进行作战上,以及在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等,都和正确路线的主张“并无什么不同”。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一再宣布:王明等人的问题是“党内错误问题”,明晰这两点对正确地评价王明是十分重要的。

    既然王明没有背离党的立场,并且在抗战时期遵照党的指示,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拒绝蒋中正“融化”共产党的要求、批判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反共叫嚣,为维护党的利益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其他一些斗争,以及在抗日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共产党的立场的言行,可以断定:虽然王明在这一时期有许多的右倾错误,但绝不是政治信念发生变化,他没有背弃共产党而转向国民党,不是要投降国民党,因此不能把他的错误说成是“投降主义”。

    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论述和指导中国革命,而不顾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际,不考虑中外差异和时空的不同。土地革命时期,他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主张,源自于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他所谓革命高潮的形势判断和强调的“进攻路线”,也是根据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而提出的;他坚持的“城市中心论”道路、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是照搬了苏联革命的经验,如此等等。因此,用“左”倾教条主义来概括,最能反映他的错误的基本特征,由此,其错误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表现为关门主义、在干部问题上表现为惩办主义。用之来概括统治在这一时期的错误,要比用“左”倾冒险主义准确得多。

    王明与临时中央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委任博古等人组成临时中央,王明是有很大责任的;他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主张和思维方式,也对博古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后来临时中央的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部署,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的呢?还是主要受王明的影响呢?还是临时中央执行教条主义的结果呢?这是尚不清楚和需要认真研究的。但有一点起码可以明确,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责任或大部分责任不应该由王明承担,以前所谓“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在评价王明时,还有一点不应忽视,就是王明虽然犯有大错,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必须全面客观地考察,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民主革命时期的王明,才能对他作出比较准确的评价。

    王明是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他凭借共产国际背景而一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把马列主义绝对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虽然他在事实面前一再碰壁,但碰壁后,他仍心有所恃而坚持错误。

    在他的错误主张被否决后,他感到了失落,但他不是从失落中反省,而是纠缠于错误,责怪别人,暗中诋毁毛泽东,甚至向共产国际告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领导和中共的工作给予了肯定。王明向毛泽东发起的第一次挑战失败后,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王明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这时,中国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从苏联希望中国牵制和消耗日本,使日本无法向北进攻苏联的战略考虑,也从担心中国共产党与曾经过10年血战的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考虑,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

    王明一回国,就向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起了挑战。他要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他批评说:“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又如:“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再如“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显然,这些指责都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王明只注意了斯大林看重国民党力量、强调与国民党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斯大林提出的另一面“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他教条地照搬法国人民阵线的经验,主张:“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

    在组织上,他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在党中央之上。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俨然把自己作为党的核心。尤为突出的是,他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如1937年12月25日,他在汉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3月未经中央通过就在武汉《群众》月刊发表自己撰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自己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不经中央审阅就交与国民党。在收到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后,他致电中央:“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可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要发表”,“否则对党内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对于毛泽东,王明极不尊重。他事先不征求毛泽东的同意,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拒绝在《新华日报》刊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将自己对该文的不满带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决策提出许多批评,擅自将长江局的文件散发全党。凡此种种,不仅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的领导,而且使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

    王明的右倾主张很快在蒋中正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和压制共产党的事实面前遭到失败。共产国际根据任弼时所作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报告,对毛泽东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第一,“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错误。王明向毛泽东发起的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批评,他指出:“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但是,对王明个人,毛泽东采取了与人为善、宽容和同志式帮助的态度。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对王明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得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儿,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在对毛泽东的挑战失败后,王明转而对毛泽东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表示尊重毛泽东是党的领袖。他说,对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报告,“我都同意”;全党必须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六届六中全会后,在许多报告、讲演和文章中,王明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并在延安第一个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在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他颂扬说:“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苏德战争爆发后,王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再次向毛泽东发起挑战。王稼祥、任弼时揭了王明的“老底”。实际上,王明拥护毛泽东领导的讲话是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迫于当时的现实而作出的表面文章,言不由衷。

    在颂扬毛泽东英明伟大的同时,王明却文过饰非和坚持错误。1939年5月,他撰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仍然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6月,在《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继续宣扬他在1938年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的观点。1940年,他将其“左”倾路线的代表作、写于1931年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再版。

    毛泽东曾多次帮助王明认识错误。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并明确指出:“1937年12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1941年3月2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要求党内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王明置若罔闻,采取了拒不认错的态度。

    1941年10月,王明发觉有机可乘,便向毛泽东发起了新的挑战。这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防止日本配合德国向苏联进攻,要求八路军对北平、张家口、包头一带的日军发动进攻。由于当时正处在敌后抗战最困难时期,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答复说“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目前每支枪平均只有子弹20发)。因此,我军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可能很大,如不顾一切牺牲地动作,则有使我们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结果对中共或苏联都是不利的”。但苏联、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这一根据实际、从长远考虑的答复感到不满。10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发来一封质询电报,提出15个问题要求中共中央回答:在苏联受到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来援助苏联?面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加强进攻,中共准备如何改善国共关系?如果中共因为其尖锐对立的态度而破裂与蒋中正的合作关系,那还能与哪些人合作抗日……言辞颇含责备。王明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否定,回顾历史,他当年就是利用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否定而走上中共领导岗位的。他说:“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于是,便发起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新攻击。

    10月7日晚,当毛泽东与王稼祥、任弼时到王明住处商量向季米特洛夫复电时,王明向毛泽东提出了一连串责难。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又作长篇发言,进一步指责毛泽东。他说:党的抗日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统一战线时期将反帝反封建“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政权问题和经济政策中“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在反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中“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过火”。提出“我们必须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上,可提出“与国民党大同小异(形式上)”,而现在是“小同大异”;中央应向国民党当局“承认是地方政府,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面,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等等。同时,美化他的右倾错误并寻求翻案——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在长江局工作时“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个别缺点是“强调斗争性不够”;在组织上“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的原因,是“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他咄咄逼人地对毛泽东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作结论权在你!”并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但是,王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的言论和态度在10月8日受到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的一致反对。陈云、凯丰等人明确不同意王明的观点,并指出王明与许多错误有关,而其与中央的关系是各种错误的根源。

    王稼祥指出,王明回国后的言论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意思是不同的,比如关于政权问题,斯大林说,将来你们军队到了那里,政权也会是你们的。关于战略问题,斯大林说,打日本不要先打头,这实际上便是要打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

    任弼时说,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主席说过。前几次毛主席与王明同志谈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还不愿意接受。昨晚他又提出新的原则问题。在今天书记处会议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等人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同志来了解问题。曼努伊尔斯基问我: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季米特洛夫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的干部反映,有一次王明与米夫到一个地方参观,米夫向别人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时,王明居然默认。任弼时批评说,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表现,他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

    毛泽东最后发言指出: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性的错误,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鉴于王明提出的问题关系重大,毛泽东提议把这个问题拿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展开讨论。

    在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批评,尤其是从王稼祥、任弼时的发言中获知共产国际领导人对自己印象不佳、有许多尖锐的批评后,王明顿时感觉到赖以向毛泽东挑战的条件不存在了,只好偃旗息鼓,迅速退却。13日,他突然生病,并向中央领导人表示同意毛泽东对他在武汉期间错误问题所作的结论。(即:“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王明的这一次挑战又草草收场了。

    王明不甘心失败,到处挑拨离间;发生了医疗事故,王明借机向共产国际诬告毛泽东对他进行迫害。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与王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毛泽东的基本立场是弄清是非,团结同志,因此仍对王明十分宽容。这表现在:一,在决定把王明提出的问题拿到政治局讨论时,还特意交代王稼祥和任弼时,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必说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批评。二,对王明在武汉时期错误的定性比较轻。毛泽东在10月13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王明生病,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就以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10月8日书记处的意见是什么呢?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四个方面的错误:㈠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㈡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和斗争性;㈢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㈣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或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但结论就是一句话:“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毛泽东委托任弼时向王明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对这个定性,王明是表态接受的。

    但是,王明言不由衷。此后,他玩弄两面手法,在公共场合表示承认错误,在私下则为自己鸣冤叫屈,挑拨离间。他见王稼祥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睚眦必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的。见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见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惩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1940年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要特别反对你。并对张闻天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泽东的忌。

    1943年春,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王明认为刘少奇新回中央,就又把1941年夏秋间对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刘少奇,要刘少奇主持公道。刘少奇认为这是原则问题,立即提议并随后提到政治局会议上。但当王明知道刘少奇并不支持他时,就又表示放弃他的意见。这年12月1日他在写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中说:当我和少奇同志谈后,我很快即感到这是不对的,因为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我不再谈自己的这种意见,所以当少奇同志提议把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时,我曾再三地、坚决地不同意。当少奇同志通知我,他已将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政治局已经决定由少奇、弼时、稼祥三同志来和我谈这个问题时,我又再次地向少奇同志表示,我已放弃这些意见,不愿再谈。同时,我又请了毛主席来我处,向他声明我绝不坚持自己的这些意见,请求不必再谈。

    1943年7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他又对周恩来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王明这些挑拨离间的话,受到上述同志的拒绝。

    同时,王明还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告毛泽东的状。

    非常凑巧,王明与一位苏联人,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叫孙平)的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1942年春,正在与德国进行鏖战的苏联政府得到日军在中国东北调动和集结的情报,再一次担心日本配合德国进攻苏联,使苏联受到两面夹击。于是,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东北的日军进攻,牵制日军。为此,特派孙平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和塔斯社记者的身份来延安工作。1942年5月,孙平来到延安。

    孙平实际上是一名军人,他来延安,是来监督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当时,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正处在抗战最困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颇不理解,对中国共产党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大规模发动对日本军队的作战不满意。孙平就是带着这种成见来的,因此,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许多的偏见、不满。他很快就与王明有了共同语言。王明的告状,就是通过他掌握的电台而递达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从现有的材料看,王明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告状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

    一,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集中在与国民党的关系方面。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王明起码给了他三次这样的内容。第一次是1943年2月1日,“收到王明(发自中国)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存在分歧的电报。他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他请我们加以干预,以避免党分裂。电报是发给斯大林和我的”。第二次是1943年12月,王明在给其女儿(寄养在季米特洛夫家)的信里,再一次向季米特洛夫反映了他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分歧,要求季米特洛夫干预。第三次,是1944年3月。关于这次告状的经过,孙平在所著《延安日记》里讲得很清楚:“我设法得到毛泽东的准许,让奥尔洛夫(全名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奥尔洛夫)去探望王明……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给他查病时,王明要求他发一份电报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王明口述了电稿。奥尔洛夫答应立即通过我们的电台把电报发出。王明叫他不要把发电报的事告诉任何人。”在这封电报里,王明一如既往地告毛泽东的状:“最近一年,在党内开展了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他被宣布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企图以此引起季米特洛夫等对毛泽东的反感和不满。同时,他一方面表白自己的被迫无奈和可怜处境,“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之间的分歧”。“因此我已经既在口头上,也在书面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声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和确定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认为的那样。我还声明,我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另一方面则希望季米特洛夫过问和干涉,“我意识到您能提高我们党的威信,这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条件下是特别重要的”。为引起季米特洛夫的同情和对他的支持,王明还再一次表示了他的效忠:“(一位)同志告诉我,他系统地向您通报了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情况。我不了解在这方面您对哪些事情感兴趣和对哪些问题不清楚。请给予指示,我将作复。”

    二,诬告毛泽东对他进行迫害。1941年10月,王明在向毛泽东第二次发起挑战失败后,患病住进当时延安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但是,在治疗过程中却发生了医疗事故。王明是因为心脏病住院的,但不久又出现便秘和卡塔尔性黄疸。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在静脉注射葡萄糖的同时,清泻药用甘汞。但是,主治医生金岳茂擅长妇产科,不大熟悉内科,在治疗中有一些错误处理:甘汞本应用粉末剂,可他给用了水剂加重量;本不宜长久使用,但他用的时间较长。结果导致王明病情加重,检查发现王明的尿液里含汞。当时延安白求恩和平医院医疗主任黄树则回忆这次事故时说:“王明说金岳茂用药害他,告到中央。毛主席当时很注意此事,要求一定要弄清楚,傅连组织人会诊。”1942年6月,当时的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约请马海德、苏联派在延安的医生奥尔洛夫等组织会诊,认为在对王明的治疗中使用甘汞是可以的,但由于使用的时间过长,导致病情加重,是一次医疗事故,主治医生金岳茂对此负有责任。金岳茂也为此作了检查,后来由于王明夫妇的反复告状,将之隔离审查。很快,通过孙平的电台,把王明的病情报给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7月6日的日记里写道:红军情报局人员“通报说,王明卧病治疗九个月后,现已濒临死亡”。

    这次医疗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为王明治病。如请苏联医生奥尔洛夫参与治疗,请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中医李鼎铭运用中医治疗等,在生活方面大力满足王明的需求。王明夫人孟庆澍1943年11月15日在“给任弼时、富春同志转毛主席及中央各位同志的信”中说道:“有时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

    但在一段时间里,治疗效果并不明显。于是,王明提出到重庆等国统区去治疗。由于此时周恩来、林彪在重庆与国民党代表的谈判陷于僵持状态,国共关系没有好转,国统区白色恐怖严重,考虑到安全的因素,中共中央没有同意。继而王明又提出到苏联治疗,中共中央同意了。1943年 3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致电周恩来,向蒋中正提出允许苏联飞机到延安接王明等去苏治病。30日,在重庆的周恩来、林彪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王明、稼祥病重,不论彼方允否,请提出要求。

    但是,此时交涉苏联飞机来延安的难度非常大。一方面,国共谈判进行得颇为艰难,国共关系不得到改善,此事难以解决。1943年6月4日,在长时间停顿后,双方代表再一次会谈,但仍无进展。事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这次未提王明、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事,因恐国民党方将这事同谈判联系在一起,不易答应。拟见蒋时或下次再向张(治中)提。因此,联系飞机之事就拖下来了。另一方面,此时国民党政府对苏联飞机入境的限制变得非常严格。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严重逆转,苏联飞机入境非常困难。

    然而,王明却认为毛泽东不愿让他离开延安,以此报告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于是,季米特洛夫在日记里又写道:“来自延安的有关王明病重的消息。必须到成都或苏联治疗,而似乎毛泽东和康生不想放他离开延安,担心他会提供于他们不利的情报。”尽管如此,中共中央还是积极争取解决王明到苏联治疗的事。如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和已经回到延安的周恩来致电董必武,再一次提出解决王明去苏联治病的问题。

    实际上,远在苏联的季米特洛夫不久也知道了王明不能立即赴苏联治疗的症结所在。因此,当苏联情报部门人员谈到王明来苏联治病问题时,他写道:“我建议他去找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要其取得蒋中正对王明赴苏的许可。”

    苏联飞机来延安的问题久久得不到解决,而王明的病经过李鼎铭运用中医治疗,逐渐好了起来。其赴苏治疗随之作罢。

    王明的告状,多少使季米特洛夫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产生了一些误解。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长信,就是一个佐证。季米特洛夫在信里说:“基于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我个人不能不友好地说出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使我感到的不安。”季米特洛夫具体指出:“我认为,削弱同中国的外国占领者的斗争,偏离正在出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倾向,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时期,这样的方针会给党造成一种威胁,使党在人民群众中处于孤立的境地并会导致内战危险的加剧,对此可能只有占领者和他们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感兴趣。我认为,开展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推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他们正在把党推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使我感到担忧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党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对苏联怀有不健康的情绪。”

    为了消除季米特洛夫的误解,毛泽东多次去电介绍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各方面的情况,做了许多解释工作,逐渐化解了季米特洛夫的疑惑。

    从根本上说,王明告状的目的没有达到。王明告状,目的是要季米特洛夫进行干涉,压制并否决毛泽东。对此,季米特洛夫曾明确拒绝。他告诉王明:“你们的党内事情,请你们设法自己解决。由我们从这里干预,现在来说是不恰当的。”1943年1月15日,当苏联情报部门人员将所谓毛泽东不想放王明离开延安治疗的电报交给季米特洛夫后,季米特洛夫的态度是:“我劝侦查局的这位代表不要干涉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内部事务。”

    但是,王明心有所恃,在错误方面越陷越深,终至不能自拔。如上所述,毛泽东在1941年9月至10月间的政治局会议后,对王明是宽容的。但在获知王明在背后的小动作后,对其这种两面派手法,非常不满。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这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民党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事件时,指出: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是投降主义的错误。他说: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王明是假马列主义。“我们党内要把历史问题弄清楚,同志们准备意见,要进行讨论。”8月3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对王明的错误提出批评。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抗战初期党的政治路线展开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王明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是“新陈独秀主义”。并由此考察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政治路线,揭发王明与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关系,认定“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

    王明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11月29日李富春代表中央与他谈话,告诉他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的错误,包括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12月1日,王明写了一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他在信中承认,他1941年10月初与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政治路线问题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因为早经毛主席指示出那些意见都是错的,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并表示:“我请求毛主席将此次中央政治局所讨论的有关我的其他错误和缺点给我以指示和教育,同时我也请求中央各位同志都能抽出时间来给我以指导和教育。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当六届七中全会审议《历史决议草案》时,他致信会议,表示对历史决议和决议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与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然而,他又不甘心失败。七大后,王明又一次次地拒绝承认错误,拒绝自我反省。

    为了挽救他,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曾多次与他谈话,党的七大、八大都选他为中央委员,而他却固守错误,并越走越远,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去前苏联定居,以后化名为“马马维奇”、“波波维奇”,多次撰文歪曲中共历史,攻击毛泽东思想。

1974年3月病逝于莫斯科,终年七十一岁。



    王稼祥:(公元1906~1974年),原名嘉祥,又名稼蔷,安徽泾县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

    王稼祥1913年至1918年在村前私立柳溪小学(现厚岸中心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离乡赴外求学,1919年,进芜湖圣雅各中学读书,1925年就读于上海大学附中,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王稼祥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和《红旗》、《实话》总编辑,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参加长征。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错误领导,会后任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

    1935年1月被增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7年赴前苏联,任中共驻第三国代表。次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席和军政学院院长。

    1943年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抗日战争中,他协助毛泽东同志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件,并长期负责党中央的国际事务工作,为建立和发展我国对外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工部长、宣传部代部长。建国后,曾首任驻前苏联大使,后历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七、十届中央委员,著述集为《王稼祥选集》。

    王稼祥同志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首任驻前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中联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重要职务。在党的第七届二中全会、第八届、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6年7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王稼祥故居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拨出专款全面修缮。王稼祥诞生八十周年之际,泾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在这里隆重召开了纪念大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震同志亲笔题写了“王稼祥故居”五个大字,用大理石镶嵌在门楣上,更显壮观。故居中陈列着王稼祥同志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和学习用具,展出了王稼祥同志一生中主要革命活动照片,供人们参观瞻仰。



    王首道:(公元1906~1996年),湖南浏阳张坊区上洪乡人(今湖南浏阳)。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王首道生于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在长沙修业农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冬进入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聆听了毛泽东讲课,受益非浅。后任湖南省农运特派员、浏阳县特支书记、县委书记、湘鄂赣特区特委书记、湖南省委常委、湘赣省委书记,为湘鄂赣苏区和湘赣苏区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春,王首道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受到撤销省委书记职务和严重警告的处分。在逆境中,仍然坚持原则,积极工作。1933年11月调往中央苏区,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主张和工作作风给了他极大教育。1934年春,担任江西瑞金中央组织局秘书长。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任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到达陕北后,任西北保卫局局长、红军保卫局局长。及时释放了刘志丹等一批被错误拘捕的干部,为红军的团结,为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调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首道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党中央直属机关生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1944年10月,任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王震一道,率部从延安出发,向被日寇侵占的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先后担任湘鄂赣军区政治委员、湘鄂赣边区党委书记、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南下支队征战两万余里,被毛泽东誉为“第二次长征”。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军调处执行部沈阳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工业部部长。对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王首道具体参与组织了争取程潜、陈明仁在湖南举行和平起义的工作。长沙和平解放后,担任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湖南省委第二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在领导湖南人民扫清国民党残余部队、接管建政、清剿土匪、医治战争创伤、开展经济建设、支援抗美援朝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2年4月起先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交通部部长,是新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64年后先后担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政协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他对党忠心耿耿,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精神。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在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在法制建设和计划生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先后到许多省市视察,深入调查研究,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还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已出版《王首道文集》。他将自己的稿费一万六千元捐给家乡,帮助失学儿童解决读书困难。

    王首道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是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是全国政协第二、四届常务委员。

    王首道于1996年9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一岁。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王树声:(公元1905~1974年),原名王宏信。湖北省麻城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将。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1927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分队长、大队党代表,鄂豫游击区总预备队总指挥,红一军第一师支队长、团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三团团长,第十一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西路军副指挥,红九军军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嵩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军区司令员。

    建国后,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4年1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王 平:(公元1907~1998年),湖北省阳新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6年12月参与组织阳新县乡农民协会,并任负责人。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六师十六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师十一团政治委员,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十一大队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副主任,红二十七军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军事部部长兼阜平县动委会主任、县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历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第三分区地委书记,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北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北岳军区、察哈尔军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1953年5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顾委常委。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2年12月,《王平回忆录》出版发行。

    1998年2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一岁。

    王 震:(公元1908~1993年),湖南省浏阳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粤汉铁路长岳段工会纠察队中队长,湘鄂赣边区赤卫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湘东独立一师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红八军代政治委员,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兼政治委员,兼中国共产党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共产党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3年3月12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王宏坤:(公元1909~1993年),湖北省麻城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班长、排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二十八团连长、副营长,三十团营长、团长,第十师师长,第四军军长、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冀南军区副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六纵队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兼桐柏军区司令员,中共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第二政治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3年8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王建安:(公元1907~1980年),湖北黄安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黄麻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师三团排长、连长,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营长、副团长,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副团长,三十团政治委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委员,红四军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山东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一旅旅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线兵团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七兵团司令员,后兼任浙江军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纪委常委。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80年7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王新亭:(公元1908~1984年),湖北孝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政治部秘书长、三十团政治处主任,红九军政治部主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三八六旅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太岳纵队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六十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代司令员兼第二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顾问。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4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王 诤:(公元1909~1978年),原名吴人鉴。江苏武进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大队长,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兼通信主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兼三局局长和通信学校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三局局长兼作战部副部长、电信总局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三局局长,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军委通信部部长兼电讯工业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兼军事电子学研究院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四部部长。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8年8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岁。


    王必成:(公元1912~1989年),湖北省麻城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8年参加本地赤卫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三团通信队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第十师三十团营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委员,第八十九师二六五团副团长、二六七团团长、副师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参谋长、团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司令员,第一师二旅旅长,第十六旅旅长,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新六师副师长,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军长,第七兵团副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3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王近山:(公元1915~1978年),湖北黄安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第十师二十九团团长、副师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师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副团长,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旅副政治委员,新编第八旅代旅长、旅政治委员,第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新编第四旅旅长,太岳纵队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十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8年5月10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王尚荣:(公元1915~2000年),湖北石首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五团、青年干事,红三军司令员参谋、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团参谋长,第五师十五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师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长,独立第一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独立第一旅旅长,第二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一军副军长兼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副总参谋长。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4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王宗槐:(公元1915~1998年),江西万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第九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教导营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副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三纵队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青年部部长、秘书长、干部部副部长,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王宗槐回忆录》。

    1998年10月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王秉璋:(公元1914~今),河南安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通信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司令部参谋、补充团团长、教导营副营长,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代科长,第二师司令部参谋,陕甘支队第五大队参谋,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三四三旅副旅长、代旅长,鲁西军区司令部,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六、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豫东指挥部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副院长、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恩茂:(公元1913~2001年),江西省永新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永新县委技术书记,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部长、县委秘书长,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干事、秘书,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中共湘鄂川黔、川滇黔省委秘书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旅政治部副主任、旅副政治委员,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副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三五九旅政治委员,吕梁军区政治部主任,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是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0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4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王家善:(公元1903~1979年),黑龙江省巴彦县康庄乡大板房屯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0年回国。

    “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带领六十多名士兵参加了巴彦抗日游击队,任副司令员,东北抗日义勇军松北地区总指挥等职。1933年投靠日寇,任伪满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部参谋,同年12月,再次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这期间,王家善利用假期,秘密潜往南京,何应钦委他为中校,令他视机在东北活动。学习期满后,回东北任伪满治安部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伪满治安部科长,1943年任伪满军第七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松江地区指挥官,1946年任东北行辕少将高参,1945年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保安纵队总司令,1947年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暂编五十八师师长,驻防营口。1948年初接受我军的策反,2月25日毅然逮捕了第二十五军中将副军长郑明新、交警第三部队少将总队长李安、营口市党部书记长王惠久、营口市市长袁鸿逵、营口三青团主任陈修实、警察局局长曹起麟等营口反动军政首脑,率部八千余人起义成功,并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交警总队等部三千余人。弃暗投明后,5月16日起义部队被命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师,王家善任师长,谢甫生任政治委员,唐仕林任副师长,张翮任参谋长。1949年3月,独立第五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七师,王家善仍任师长,张梓桢任政治委员,编入第五十军建制,军长曾泽生(原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将领,1955年授中将衔),这支部队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很快成为坚决反对反动统治、忠诚为人民服务,为中国革命彻底胜利而战斗的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王家善以新的战斗姿态投身于解放战争,率部参加了平津战役、鄂西战役、成都战役和解放大西北等战役,为人民立了新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9月第一六七师改编为第五十军一五○师,王家善仍任师长,李冠元任政治委员。1950年11月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五○师师长,参加了一、二、三、四次战役,1951年3月15日回国整补。同年7月第二次开赴朝鲜,担负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攻占南朝鲜军盘的椴岛、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1955年4月回国后,先后后担任辽宁省体育委员会主任,辽宁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等职务。

    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解放勋章。1953年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二级国旗勋章。

    1979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附录: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暂编五十八师营口起义:

    1948年2月25日,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八千余人在东北营口举行起义,这是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东北战场国民党军的一次重大起义。为了争取王家善,瓦解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暂编五十八师,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派石迪到瓦房店主持辽南情报站工作,对外称辽南军区政治部联络处。在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教育和培训的基础上,石迪将被俘的东北保安第四总队上校参谋廉荣春释放回营口。廉荣春在暂编第五十八师,首先发展了独立第九师第三团少校团附刘凤卓为地下工作人员,接着又发展了上尉连长赵百禄、上尉副官张海涛、吴国璋和其他外围关系六人,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把重点放在做好争取王家善率部起义的工作上,并利用多种形式,暗中发展进步势力。

    1947年10月初,第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在营口设立前进指挥所,王家善的城防司令被架空,在粮食供应等方面,暂编第五十八师经常缺粮,士兵吃不饱饭。地下工作组廉荣春等,利用暂编第五十八师的困难,加紧了对王家善的策反工作。11月,廉春荣、张海涛、吴国璋因身份暴露,不得不撤出营口,工作留给未暴露身份的刘凤卓继续进行。

    1948年2月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辽阳,围攻鞍山。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经过多方的争取工作,王家善终于定下了起义决心。2月23日、24日,王家善派第三团团附刘凤卓、作战科科长王文祥为代表到大石桥与中共东北局辽南军区司令吴瑞林等代表会谈。经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确定25日上午,在解放军向营口发起佯攻的时候,由王家善举行起义。2月25日拂晓,解放军对营口发起佯攻,王家善命令副官韩光、特务连长李殿儒做好逮捕营口军政要人的准备。9时,王家善邀请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到辽河沿线视察阵地。郑明新到达后,王家善报告解放军已向营口发起猛烈进攻,建议召开紧急城防会议,郑明新同意。下午2时,会议按时开始,正当郑明新布置营口防务之时,各军政首脑带来的二十多名警卫人员在另一间房内被王家善的副官赵玉珊和特务连卫士全部缴械,关进了地下指挥所。下午3时,特务连卫士冲进会议室,把与会的38名营口市党政军头目全部逮捕,其中包括第五十二军少将副军长郑明新、交警第三总队少将总队长李安、营口市党部书记长王惠久、营口市市长袁鸿逵、营口三青团主任陈修实、警察局局长曹起麟等。接着,王家善指挥部队配合解放军解放营口。下午5时,辽南军区独立师第三团团长苏克文率部进入市区,包围了交警第三总队。晚7时,辽南军区独立师在起义部队的配合下,向国民党第三总队和第五十二军前进指挥所发起攻击,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少数部队逃往锦州,营口解放。晚10时,在石迪陪同下,王家善、唐仕林离开营口。起义部队各团按计划撤出营口,向大石桥方向前进,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王道邦:(公元1911~1959年),原名王朝秀,江西省永新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特务营班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警卫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一师二团总支部书记,第二师五团代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巡视组组长,第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政治委员,第五支队政治委员,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九军分区代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八旅旅长兼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副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八纵队政治委员,第十九兵团六十五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宁夏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军长兼军政治委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11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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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氏大家族(始祖)历史名人录之

04王姓-历史名人




        姓氏略考-王姓-历史名人-⑷ 分类

    王辉球:(公元1911~2003年),江西省万安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一○○团连党代表,红一军团特务连政治委员,第九师政治部代秘书长,二师四团俱乐部主任,第一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二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宣教股股长、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冀鲁边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六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五兵团政治部主任,贵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委员、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9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三岁。



    王紫峰:(公元1905~1994年),湖南耒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任乡农协委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特务连司务长,第三纵队六支队十八大队宣传组组长,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一大队政治委员,红十五军第四十三师一二九团政治委员,红十四师第四十一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直属队、教导队总支部书记,军团随营学校政治教育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河北省完县、满城县第四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兼军事部部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十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平西挺进军第十一支队政治部主任,雁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北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六纵队副政治委员,第二十兵团第六十六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山西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88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战争年代的日记》。

    1994年9月3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九岁。



    王 文:(公元1919~1989年),原名宋明波,河北蓟县人(今天津)。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8年参加冀东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东抗日联军十六总队大队政委、蓟县游击支队指导员、冀东军区十三团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二旅副政委、热河军区热南军分区副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七师政委。二十七师的前身是冀东军区独立九旅,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冀东军区由县区游击队扩编的三个分区的警卫团。后任四十六军一三八师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空军第二航空学校政委、第四航空学校政委、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国民航总局副政治委员、兰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1979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副部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室副主任。

    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9年5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岁。



    王 亢:(公元1911~1992年),辽宁营口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西北抗日先锋总队中队长、平西抗日联军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十团营长、团长、平北军分区参谋长兼热西支队支队长、冀热辽军区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松江军区独立二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十二纵队副参谋长、四野五十一军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军务局副局长、西藏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11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王 直:(公元1916~今),福建上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军区独立九团政治处组织干事,闽西红军第四支队总支书记,红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四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第二支队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三团、第四团政治处主任,第六师十六旅政治部副主任,十六旅四十七团政治委员,苏南第一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旅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师副政治委员,第十二纵队三十五旅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三十军八十九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军八十九师政治委员、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八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公安军政治委员,福建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 胜:(公元1909~1996年),福建上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上杭县独立营连党代表,红十二军第三十六师特务连排长,福建军区独立第十师司令部参谋,福建军区教导队队长,独立第八团连长、副团长兼参谋长,闽南红三团参谋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参谋长,第二支队参谋长,第六师十六旅参谋长,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旅副旅长,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华东军区支前司令部参谋长,苏南军区警备第八旅旅长兼苏州军分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军区龙岩军分区司令员,装甲兵文化学校校长,第六坦克学校校长,装甲兵学院副院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王 屏:(公元1919~今),江西兴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六师政治部宣传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政治服务队指导员,第五支队政治处副主任,第二支队政治处代主任,雁北察南十三县办事处锄奸部部长,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秘书,晋察冀抗战建国学院军训部主任,冀中军区政治部调查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保卫科科长,中共鞍山市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局局长,辽东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冀热察军区第一六五师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一六三师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师政治委员,辽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辽宁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外事政治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政治部主任,装甲兵副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人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 晓:(公元1913~今),山西定襄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37年参加山西新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新军政卫队中队长、大队长、政卫旅营长,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一支队二团副营长、团参谋长,教导三旅八团参谋长、副团长,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七团副团长,第九军分区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十六军四十六师副师长,第四十八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师长兼川南军区泸州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教员组组长,海军系战役法教授会主任。1957年毕业于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回国后,任海军军事学院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训练部部长,海军学院副院长,海军第七研究院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 展:(公元1920~2002年),原名王炜,山西汾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7年参加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新军文水战地动员委员会第一路纵队三支队连政治指导员,山西新军总部特务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暂一师第三十六团连政治指导员,暂一师第三十六团营政治教导员、师司令部队列科科长,山西神(池)五(寨)宁(武)南山武工队队长,神(池)五(寨)支队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02年4月28日因病在成都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王 猛:(公元1920~今),河北盐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鲁边华北人民抗日救国总会指挥部秘书,冀鲁边三十一游击支队第一路特务营政治教导员,兰州支队连政治指导员,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军政学校队政治指导员,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五团营政治教导员,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基干团政治处副主任、基干团代政治委员,第六团政治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一旅一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一旅一团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六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王 谦:(公元1900~1973年),河北永年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政治部宣传员,红五军团补充团连指导员、总支书记,补充三师一团政治委员,红五军团电台指导员,红三十一军特务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黎城工作团团长,冀南军区青年纵队组织科科长,第十一团政治处主任,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四十二旅政治部副主任,华北军区衡水军分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衡水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后勤部财务部政治委员,华北编外人事部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3年8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王 新:(公元1919~1991年),山东武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政治部民运科干事,第四军分区武城县独立营政治教导员,第六军分区武城县大队政治教导员,中共武城县委书记,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运河支队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六旅十八团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军二十九师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内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空降兵军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武汉军区顾问。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91年8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王 德:(公元1912~1996年),河北蓟县人(今天津)。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在抗大积极做好军事教育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华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等职。参与指挥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办公厅主任、上海国防建筑工程指挥部副指挥兼工程建筑处处长、华东军区军事测绘学校校长、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和兰州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6月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王 璞:(公元1917~1995年),河北蠡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7年参加冀中人民自卫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三支队排长,冀中军区一分区连长,冀中军区十六团营副教导员、营长、区队长,延安学校警卫队队长、教导营营长,晋察冀三纵队三十团副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警卫团团长兼阜新市卫戍司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武装部副部长,广州防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长,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3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199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王力生:(公元1914~1999年),江西省吉安县人,原名王叙坤。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独立四师排长、连政委、红一军团二师六团连指导员、六团政治处敌工干事、四团总支书记、二师组织科长、四团政委,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干事、三四三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政委兼鲁北支队支队长、鲁西军区运河支队政委兼太西军分区司令员、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二旅政委、山东军区滨海独立军分区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安东军区司令员、辽南军区副司令员、四野预备纵队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整训六师师长。建国后,任辽东军区一七一师长、辽东军区副司令员。1953年入朝,任志愿军六十八军副军长。回国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军务处处长、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1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王大华:(公元1916~1976年),河南新县新集镇长潭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国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二十九团政治处宣传队队长,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政治指导员,第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三团营政治教导员,西路军政治部青年股股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东进纵队第三团政治处副主任,冀南军区第七旅十九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冀南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十纵队二十九旅政治部副主任,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海军第一舰队政治委员,西营基地副政治委员。1954年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炮兵学校政治委员,训练基地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1976年10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岁。



    王万金:(公元1911~1979年),湖北沔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二军五师十三团连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连长、副营长、营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一二○师七一五团副团长、独立一旅三十五团团长、一野一军二师副师长。建国后,任陆军师长、副军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9年12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王才贵:(公元1907~1978年),河南新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一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副团长、团长、二七四团政委,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校长、三八六旅七二二团团长、师政治部直属处主任、师轮训大队大队长、豫西义勇军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江汉军区独立一旅旅长、新四军五师干部旅二团团长、游击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山西军区军分区司令员、防空军高炮师师长、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8年5月5日因病在郑州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王义勋:(公元1910~1996年),湖北阳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和同村的两名中共党员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六军第九师九团副排长,鄂东红三师第九团连政治指导员,红六军团第十六师四十六团连政治指导员,湘鄂赣军区侦察大队政治委员,中共湘鄂赣东北边区中心县委书记,红十六师侦察队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副营长,第四支队九团营政治教导员,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第四团政治委员,淮南军区甘泉支队副政治委员,来安支队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五十四团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九军八十七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公安师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公安军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7月9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王之平:(公元1902~1965年),河北满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清苑、唐山、北平等地做党的秘密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干事,游击第一支队政治处副主任,军分区后方医院卫生处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晋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委员,北岳军区前方指挥部组织部部长,察哈尔军区雁北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察哈尔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河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5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王子修:(公元1918~今),河北安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7年参加吕正操的冀中人民自卫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河北游击军团经理处主任、冀中军区三十大队供给处主任、十八团供给处主任、冀中军区供给部军实科科长、晋察冀军区供给部生产管理科科长、冀晋军区供给部军财务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纵队供给部部长、华北四纵队后勤部部长、六十四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部长。1951年,王子修入朝作战,担任六十四军后勤部部长、十九兵团后方留守处主任、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回国后,历任南京军事学院物资保障部副部长、部长、院务部部长、武汉军区副参谋长,总后勤部参谋长。王子修是我军的老后勤工作者,在总后勤部期间,曾推行联勤制度改革,未果。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4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王元和:(公元1916~1997年),江西安福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宣传员、十一团政治处青年干事、中央军委警卫营连指导员、红四军十师政治部副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在抗大第二分校工作,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直属队总支书记、直属政治处主任,后到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四十七团任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四纵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华北军区补训兵团四旅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1月,北京市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王元和受命筹建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该校由公安部队副司令员程世才兼任校长,公安部队副政委李天焕兼任政治委员,王元和任副政治委员,以后又配了两名副校长。建校初期,物质条件差,校址是原曹琨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年久失修,房舍破旧,院落荒芜;学校机构不健全,教学力量弱,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经过不断努力,学校各方面的情况开始好转。1953年8月,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与西北、东北两所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合编为第1公安部队学校,公安部队副参谋长罗文坊兼任校长、公安部队副政委李天焕兼任政治委员,王元和任副政治委员。1955年7月,学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公安军学校,王元和升任政委。此时学校由短期轮训向正规化学校过渡。王元和离开第1公安军学校后,担任过内卫三师政委、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兼武警总队政治委员。1971年到1975年,担任天津警备区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2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5月3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王六生:(公元1917~1995年),江西萍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司号长,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营政治教导员,鲁南支队第二大队政治委员,山东峄县支队政治委员,教导第二旅五团参谋长,鲁南军区第五团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第五团团长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八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二军六十五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上海警备区第二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赚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1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王凤梧:(公元1901~1985年),河南商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河南省郑州市革命互济总会主任,中共焦作中心县委书记,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统战部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部技术书记,三四四旅政治部总务科科长、民运科科长,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部秘书长,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第五军分区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师十旅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五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二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防空学校政治委员,军委民航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炮指挥部副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5年1月3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王文介:(公元1916~1983年),山东寿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2月29日,中共鲁东地区工作委员会在牛头镇集结了三百名游击队员,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担任第八支队中队政治指导员。后历任第三支队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委、山东纵队一旅四团政委、十一团政委、延安中央党校第六部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局党校副书记、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七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炮兵师政委、高级炮兵学校副政委、政委、西安炮兵学校政委、第二炮兵副政委。

    1955年被授予少将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3年2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王文轩:(公元1913~1996年),山东寿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八路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济南乡村师范支部委员,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长,中共寿光县支部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军政委员会委员、中队长兼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营政治教导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旅一团政治委员,鲁中军区党校副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解放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沂蒙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地委副书记,第八纵队第二十二师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总干部部军衔处处长,特种兵干部部副部长、部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七机部监察组组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11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王文英:(公元1918~今),河南沁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决死队一总队三中队指导员、一总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武工大队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二十四旅七十团副政委、七十一团政委、四纵十二旅政治部主任、十九军五十五师副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二野战军军师政治委员、兰州军区海黄平叛指挥部政委、青海省军区副政委、政委。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文模:(公元1911~1995年),四川达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达县二区游击大队中队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五团营管理员、团经理处股长、副处长、处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管理主任,一一五师供给部军实科科长、前方供给处处长,冀鲁边军区前方供给处处长、后勤部政治委员,渤海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渤海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渤海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卫生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安徽省军区第三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南京军区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10月5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王云霖:(公元1910~1993年),湖南衡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6年参加北代军。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后方医院外科主任、第三后方医院院长、红一方面军兵站医院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医院院长、晋冀鲁豫边区总卫生部部长、模范医院院长、纵队卫生部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卫生局局长、华北军区补训兵团卫生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是全国政协第三届特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1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王平水:(公元1915~1993年),福建永定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三军三十九师政治部宣传队长,红三军团青年干事,红五军团直属队青年干事,公略步兵学校青年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红军干部团九连政治指导员,红军干部团卫生队指导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率部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遵义的战斗。长征途中因病在甘肃环县红德镇休养,后任中共甘肃镇远县三岔区委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甘肃镇远县县委副书记,中共庆阳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39年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中央机关总支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热西地委副书记,热西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空军第一航校政治委员,空军干部部副部长,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济南军区空军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解放军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2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王世仁:(公元1907~1983年),河南新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霍山县委宣传部部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二十八团连政治指导员,第十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十师三十六团政治处主任,西路军指挥部骑兵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八团副营长,第二团营政治教导员,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三十二团营长,淮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县团副团长、团长,淮北军区第二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军区第九军分区七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特务团团长、炮兵团团长,第三野战军特种兵部队战车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装甲兵战车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江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3年12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王东保:(公元1915~2000年),江西省吉水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警卫连通信员,第二师四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组织干事,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营政治教导员、大队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二十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一二七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大学上干一大队大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四川省生产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4月1日因病在成都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王永浚:(公元1908~2003年),湖南省衡阳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军区司令部无线电教员,中共湘赣省委二局研究员,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第二局研究员,军委二局一科代理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一科科长、一处处长,二局副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副局长兼一处处长、二局副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情报部一局局长,军委技术部副部长兼研究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副部长、三部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2003年1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五岁。



    王兰麟:(公元1912~今),山西解县人(今山西运城)。著名中国人民解放    军陆军少将。

    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决死第四纵队十一总队大队长,第三十四团副团长,第二十团团长,纵队司令部参谋长,晋绥军区第六军分区参谋长,军区军区教导团副团长兼教育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雁门军区参谋长,独立第五旅参谋长,第一野战军三军九师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第一步兵学校训练部部长,西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第一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校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成都军区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再兴:(公元1914~1965年),陕西米脂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横山县委书记,陕北绥德红军游击支队政委,红二十八军一团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雁北支队营教导员、支队政委、绥德保安四团政委、绥中地委书记兼绥蒙军区骑兵旅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集宁小组代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绥蒙骑兵旅政委,陇东军分区政委、甘肃军区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甘肃军区副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政委、装甲兵工程学院政委。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5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一岁。



    王光华:(公元1909~2005年),原名王鸿宾,山东沂水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沂水县委组织部部长,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支队长,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师副师长兼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冀南公安总局局长,第四专署专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军委人民武装部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队列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军务部副部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5年6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六岁。



    王全国:(公元1912~1986年),湖北洪湖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红军,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红一方面军医院特派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供给部特派员、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军分区政治部代主任、中共襄北地委社会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鄂豫军区政治部 组织部部长、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鄂豫陕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豫西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河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河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河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1964年到1969年,担任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王全珍:(公元1906~1970年),福建永定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28年参加闽西农民起义,1929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司令部通信主任、一师司令部通信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队长兼军事教员、抗大营长、八路军总部直属政治处教育股股长、冀鲁豫军区第十六团参谋长、鲁中军区警备一旅司令部作战股股长、鲁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军区教导营营长、第二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三纵七师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四野后勤部第五分部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海军后勤部部长、南海舰队后勤部部长、南海舰队副司令员。1961年,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副司令员王全珍出巡西沙群岛。吴瑞林认为:法国在越南先后统治了几十年,最后撤退时,我们竟丧失了这个收复永乐群岛的良好时机。到美国撤退时,我们做好准备,一定要把西沙群岛的西部永乐群岛拿到手,还要相机把我国的领土南沙群岛拿到手。王全珍慷慨激昂地说:永乐群岛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基业,我们一定要把它拿回来。随后南海舰队向海军和军委请示,在永兴岛建设港湾,建设码头,考虑设立巡防区,加强西沙工委。海军和军委同意了南海舰队的请示。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南海舰队的建议很及时,指示拨专款加强南海舰队的建设。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0年10月10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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