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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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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陈氏起源(始祖)聚集地及历史名人之六

05-陈氏起源(始祖)聚集地及历史名人之六


 
    继承家族优良传统 ,发扬先祖艰苦奋斗精神, 振我家业, 兴我中华,万拫同源,各族人民都是一家亲,沒有您我之分,顾大局、识大体,千家万户教育培养子孙后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乡、和谐社会,共同维护祖国的尊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三.陈毅在上海:




三.陈毅在上海




   
 
陈毅在指挥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后,就任上海市长。


    昔日号称“东方第一大都会”的上海,此时已完全是个烂摊子。全市工业生产完全陷入半解体状态,一万两千多家工厂中,能维持开工的只有30%。许多资本家抽逃资金,致使工业萧条,失业剧增,还有各地来的难民、乞丐、小偷、惯匪、妓女、游民以及国民党散兵游勇等,总数约有六十万,占上海人口十分之一。面对上述种种困难,陈毅市长却风趣地说:“吴国桢(旧上海市长)给我们留下好大一笔‘遗产’。”上海当时有六百万人口,七十万产业工人,每天需大米四百多万斤,煤二十万吨,而现有库存已不多了。所以在解放上海前夕,陈毅就这样讲过:“我倒希望汤恩伯不要马上逃跑,如果他在几天内把上海这个‘大娃娃’丢给我们,我们还没有奶水来喂呢!”但是,由于解放战争发展神速,解放上海的日期比预定的早了一个月。一个法国记者曾在上海获得新生后问陈毅:“陈将军,我想问一下,在你一生中,什么时刻最使你激动、兴奋?”陈毅的回答是:“那就是解放上海,这是半殖民地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人民胜利了,上海开始了新的历史。”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二十二年中,上海先后换了七任市长,还不包括陈良和赵祖康(因其是代理,前者不过一个来月,后者仅四天)。然而,就数解放后共产党的陈毅市长最“叫座”。

    美国报纸曾作评论:“中国太大,太无法管理,不管是被猴子,被天使,还是被共产党统治着,中国将需要工业国的援助以改善生活,这样的援助只能来自美国……”当陈毅市长听到这番评论时,他倏地站起来,大声说:“把它登到我们的报纸上,《解放日报》写一篇评论《没有‘山姆大叔’的施舍,我们也能生活!》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治理好上海!”

    陈毅市长上任后第一天,晚上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三点钟。住得远一点的同志就在办公室的地毯上躺下睡了,而陈市长还要继续工作,处理一大摞电报和文件,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

    1949年6月1日,这是上海刚解放的第六天,陈市长发出了大红请柬,邀请产业界人士开座谈会。荣毅仁收到了请柬,他犹如碰到了难题,是去,还是不去?心里有点打鼓,不知共产党的“请”字后面有什么名堂,会不会是“鸿门宴”,逼你交出巨款?荣毅仁想得很多,想得很深。这位产业界巨头,三十初度,风华正当年。荣氏的申新九个纱厂是上海私营纺织业中的最大户头。荣家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所以他想来想去,觉得谨慎为上,于是将留在上海的荣家亲都请来,共商对策。一位堂兄心有余悸地说:“凶多吉少,共产党本来就是要消灭资本家,哪能对我们荣家人讲客气?”荣毅仁算是有胆识的,当上海产业界的老板和阔佬们听到解放大军的炮声,就席卷资金和家产,纷纷逃往香港和美国去时,而他没有走,他想看看共产党究竟如何。而这几天来上海很平静,人民解放军不扰百姓,露宿街头,给他以极好的印象,所以荣毅仁最后决定赴会,其余的人在家等候消息。

    刘鸿生原是国民党招商局局长,是拥有煤矿、水泥、码头、毛纺厂的大企业家。本人已被汤恩伯押逼到香港,他的四个儿子留在上海,刘家四子接到请柬后全部出席了会议。其中的兄弟三人均毕业于英美名牌大学,见过大世面,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贪污怀有恶感。他们之所以留在上海,因为刘父临别时吩咐:“你们千万得留下,我们刘家这些大企业,不然要被共产党没收去了。”他们兄弟几个用心地看过陈毅市长的“面相”,眉毛扬得很高,颇有威仪,是个武将……如今他亲下请帖,正好去见识见识;如果不好,就去香港。

    九十多名上海最大最有名的资本家,各自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到会场。陈毅市长偕同市府几位领导,很准时的走进会场。许多后排的人都站起来,想看看这位威震淮海战场,又与其他的几位将领一起率领百万雄师过长江的将军,是何等风采!然而一看之下,无不为之愕然!没有国民党将领们的衣服笔挺,皮鞋锃亮,胸前佳一排丁当响的勋章,手戴白手套的做作;而是布衣布鞋,裤腿上没有折缝、军装已洗得发白。他是那样的从容、随和,带着自信而沉稳的笑容,看了叫人十分亲切而又肃然起敬。陈毅市长在主位上落座后,以一句“工商界的朋友们!”作开场白。“朋友”二字一出,会场气氛顿时轻松了几分,陈毅市长作过自我介绍后说:“我们到上海才几天,大家见见面,认识一下。我知道你们是怕共产党的,百闻不如一见。诸位今天见到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镣牙、杀人放火之徒吧!”会场里即刻报之以有克制的笑声。接着陈毅市长加重了语气说:“现在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政府对工商界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此时与会的产业界人士个个都竖起耳朵听这段话的,恨不得把每个字都吞到肚子里去。就是说:对私人企业不但不没收,而且政府还要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这真是一颗最好的定心丸。

    刘靖基是上海纺织业的第三巨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社会局逼他去香港,在飞机即将发动的一瞬间,他终于下决心不走了,花了五块大洋请飞机机务人员扔下他的行李,他实在不忍心抛下毕生经营的纱厂。此刻陈毅市长一席话,使他感慨万千。他庆幸自己留对了。他清楚的记得,一年前,旧上海市长吴国桢召集工商界头面人物开会,要大家为“剿匪灭共”出力出钱,当时物资奇缺,工商业界困难重重,所以刘靖基憋不住气,当场与吴国桢顶了起来。吴国桢气得青筋直暴,大怒。拍桌子喊道:“哼!你刘靖基后台是谁?!这么硬!!”刘靖基也不示弱,灵机一动,答道:“后台就是你吴市长,吴市长不是向来最讲民主的嘛!”刘靖基舌战吴国桢,替敢怒不敢言的人士出了口气。不想就此祸从天降,军统特务找到他家门上来了。刘靖基吓得不轻,赶紧托人作保,花钱疏通关系,才算免去了一场灾祸。时过境迁,眼前同样是市长,却是如此的平易可亲,诚恳待人,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一样呀!

    陈毅市长的讲话在继续,语调变得轻松有趣起来:“我听说还有不少工商界的朋友想走:走也可以,如果以后后悔了,要回来,我们欢迎!我相信产业界的大多数是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但是,”他提高了声音说:“也有少数人反对我们”,他话锋一转,卷了卷袖子接着说:“毛主席派我来上海,不是开玩笑的,是来改造这个旧城市,我们对斗争是有准备的。”此时,陈毅市长以极尖锐锋利的目光凛凛然威视全场道:“同时,我们完全有办法对付那些违法破坏的人!”陈毅市长的话说得磊落,一字千钧,全场为之一震,都感到陈毅不愧为大将军,对工商界是有“礼”,也有“兵”。

    企业界人士参加这个会议之后,心里总算有了一点底。共产党不但开绿灯,而且答应加“油”。特别是陈毅市长直率坦荡,开诚相见,绝无国民党政客那份阴险、诡诈。许多产业界人士在几十年后欣幸地说:“我们认识共产党,就是从认识陈毅开始的。”散会了,资本家们仍很激动、兴奋。荣毅仁驾车回到家里,一进门便对满屋子等待着他消息的家人及各厂厂长们大声说:“明天就开工,明天就开工!”

    与陈毅市长第一次见面,给人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事隔几十年后,当记者采访年逾花甲的荣毅仁和刘靖基时,他们还清晰的记忆起那次会议的从头至尾的情况和陈市长的一个个手势、每一句话。他们难以忘怀,是因为这次会见开始了他们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他们被引上了一条新路,直至走上为国家、为人民的重要领导岗位。

    陈毅在上海工作期间,对党中央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进行了灵活的艺术加工,这种加工具有陈毅式的光明磊落,大开大合的性格特色。就拿对资本家请客吃饭这件事来说吧。1949年7月的一天,荣毅仁、刘靖基让许涤新捎信,请陈毅市长等到他们家去吃饭。这件事在市政府领导中讨论了一番,有的不主张去,说刚学过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就到资本家家里去吃饭,群众会说我们划不清界线:有的说,这些大老板鬼名堂多得很,是不是一发“糖衣炮弹”?而陈毅力排众议说:“我们与帝国主义、蒋中正国民党作斗争,都不怕,现在倒怕几个资本家!?我们应该去!我们去是为了做资本家的工作,吃饭也是做工作嘛!谁要不去,我可要吃双份!”说着,陈毅哈哈笑了,大家全都开怀畅笑。陈毅在新四军中工作时,为了做统战工作,曾经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江南名士纪振纲家里吃过饭,在饭桌上谈心,做通了纪的工作,使他捐献出大批现款、棉衣、药品、枪枝等。也曾在苏鲁皖总指挥李明扬那里吃过饭,与李明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联合抗日。

    陈毅与市府几位领导去荣家作客。席间他们侃侃而谈。他从中了解到荣毅仁现有两个困难,一是劳资纠纷;二是资金缺乏。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实行苛捐重税和收兑金银,民族资本中损失惨重,加上解放前夕,荣氏儿女纷纷抽出资金外逃,及解放初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搞禁运。封锁等。所以外棉原料进不来,现在库存原料不多,开工不足;而另一方面几个厂子的几万工人等着发工资买米,工资发不出去,劳资纠纷不断发生,甚至有的女工饿急了,抱着孩子去荣家闹,一拥而进占据了荣家,动手做饭吃。……而有这样困难的资本家不止是荣毅仁一家。陈毅市长办事真是高效率,几天内就解放了问题,荣毅仁等资本家高高兴兴地从银行支取一笔低息贷款。政府实事求是地帮助产业界渡过难关,对于推动上海工商界恢复发展生产很有利。

    上海永安纱厂的总经理郭棣活,在上海纺织界居第二位,上海解放前夕,他向美国、印度,巴西的棉花厂买了六千多包棉花,刚解放的时期各港口被封锁,三百多万斤棉花有的半路搁在日本、香港;有的还在产地待运。从瑞士买的纺织机,也搁在香港。陈市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专门关照银行、铁路、海关各个部门协助,甚至专门调车皮去香港拉货,千方百计,几经周折,终于把棉花和纺织机全部运到上海。三十多年后,郭棣活无限感慨地说:“我就是通过与陈毅的接触,才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

    上海刚解放时,由于全国还有许多地方未解放,交通阻断,市场狭小,所以私营工厂产品销售不畅。政府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困难,上海贸易公司在解放后的三个月中,收购了价值近两百亿元的纱布、火柴、五金产品,以帮助私营厂家解决销路和周转资金的困难。

    陈毅市长对工商界朋友那么真诚,切实地帮助解决困难,在工商界中广泛传颂。同时又通过一封封“万金家书”传到香港,传到欧美,于是一批批海外游子归国了。

    吴蕴初被称为是:“味精大王”,化工行业的大资本家。上海解放时,他己逃往美国,他的厂子由儿子管着。吴蕴初不放心自己的厂子,从美国打回电话询问厂子的现状,儿子吴志超在电话里回答父亲:“厂子很好,正常开工。”父亲喜出望外,夫人、儿子从上海几次去信劝他回国,有一封信里,赫然带着陈毅市长的口信:“欢迎吴蕴初先生回来!”1949年10月,吴蕴初终于回到北京,周总理接见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化学工业将会有很大发展,希望您继续为此努力。” 吴蕴初回到上海,陈毅市长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盛情款待,一起用餐。他的工厂职工专门开会欢迎他。吴蕴初因为在1947年当过伪“国大代表”,所以有思想顾虑。陈毅市长爽朗地说:“那有什么关系,我们晓得,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发展民族工业很艰难,不得不要多方面应付,你回来了,我们拍双手欢迎。”

    就在10月,“煤炭大王”刘鸿生从香港回来了。他是有才干的实业家,靠独家经营英商开滦煤矿起家,积累起资金,又办起煤矿、毛纺厂、水泥厂、火柴厂、码头、银行等。他的六公子刘公诚在1938年奔赴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前夕,刘公诚和老二刘念义,接受地下党的任务,还动员老四刘念智参与,共同说服刘鸿生留在上海。他们又在被窝里偷听到解放区的广播;“要求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保证保护刘氏所有工矿企业……”由于这些工作起了作用,所以直到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个星期,刘鸿生还留在上海,不打算去香港,更不愿去台湾。然而身不由己,国民党社会局长每隔一小时便要与刘通一次电话,严密控制他的行动,正当他下决心想躲进医院时,社会局长率三个特务上门,硬把他“请”去广州。在广州,他生怕被押到台湾,便偷偷地逃到香港。上海解放后不久,陈毅市长便托人带口信:欢迎刘先生回来。由于美蒋封锁港口,上海经济在1949年6、7、8月3个月内普遍萎缩。他生怕共产党抗不住,想观望一时。到9月,上海经济明显好转,此时,刘鸿生在家书中流露出回沪之意,陈毅市长就即支持刘念义赴港接父亲。由于刘鸿生周围还有不少人在拉后腿,叫他再观望一段时间,所以这次刘念义只好独自回上海。这时,周恩来派了专人到香港,对从上海去的知名人士做了大量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不久,刘念义又去香港才把父亲接回来。刘家父子一到天津,就收到周恩来的电报,要他们立即去北京会面。那天,当周恩来听见他坐的汽车声时。便急步走出客厅去迎接,并共进午餐。他们边吃边谈。周恩来说:“我们是了解你的,把你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你和你所有的企业将得到党和政府的保护;你的华东煤矿将在适当的时期内公平合理的进行估价,股金将全部发还给你……”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刘鸿生完全被吸引住了。事后他兴奋地对儿子说:“周总理完全不象国民党的大官,他平易近人,目光敏锐,说话中肯具有魅力。蒋中正的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官中,找不到一个像周总理那样的伟大人物。”刘家父子回到上海后的第二天,陈毅市长设家宴为刘先生洗尘。陈毅市长豪放、洒脱,他端起酒杯说:“刘老,你断然与蒋中正政府决裂,回来参加经济建设,真是难能可贵,我们欢迎你,干杯!”放下酒杯,他们随意攀谈,陈毅市长说:“鸿老,你办厂办矿有经验,望你能和政府紧密合作。我们有许多地方不懂,不熟悉,也请你多指教。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们提出来。既然是朋友之间,就要真心诚意才行嘛!”和陈毅市长谈话,真是犹如老朋友之间的谈心,这使刘鸿生既兴奋又激动,回到家里他对儿子们说:“共产党的市长确实和国民党不一样,爽快、诚恳、办事认真。”真是高兴的事儿不断,很快刘鸿生收到选他当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帖子。当时他甚至是怀疑是否帖子发错了,直到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相信无疑。他喃喃地对家里人说:“按国民党的规矩,这张帖子起码要十根金条。共产党不要钱,这一条真了不起!”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果断行动,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法办了二百五十多个金融投机商,老百姓拍手叫好,共产党到底“厉害”。三十一年后,一个工商界人士谈起这件事时说:“就从查封证券大楼之后,我们开始相信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上海资本家第一次领教了共产党和陈毅的厉害。大家暗地里告诫自己,向人民政府耍滑头,多半是要吃苦头的。”如果说查封证券大楼的“银币之战”第一次使资本家感到“怕”了的话,那么秋季的“米棉之战”是使资本家真正的“服”了。陈毅这位威震山河的将军,把上海资本家给“镇”住了,使他们老老实实地走上改造的道路。

    陈毅市长非常爱惜人才,由于他的举荐:说荣毅仁不但爱国、进步,而且有本事,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荣毅仁又当上了共和国的副主席。

    四.陈毅的外交:

    ⑴巧用《西厢记》的典故:1961~1962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是中国继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之后参加的又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会议间,从未见过陈毅有任何紧张或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总是谈笑风生,兴高采烈,天大的困难在他面前似乎也是小菜一碟。这位“一生系得几安危”的人有一种特别的豪情。这种豪情很有感染力,周围的人会身不由己地一同兴奋起来。

    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开始便不顺利,经常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好几天不开会。陈毅在空闲时参观了日内瓦的卢梭故居,还在泛舟当地名胜莱蒙湖时写了几首赞美卢梭的七言绝句并予以发表,其中有一句是“强加于人应反对”,这正是与美国斗争的焦点。中国在会议上主张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主权,保证老挝的中立,而美国代表团长、国务卿腊斯克则提出要建立国际机构来共管老挝,要把一个侵犯老挝主权、干涉老挝内政的方案强加于人。卢梭是西方平等自由思想的老祖宗,反对强加于人,陈毅这些诗正是以卢梭之矛攻腊斯克之盾。

        既然开会受到阻挠,中国代表团就开展会外活动,和各国代表团以及欧洲人士广泛接触。记得在一次内部集会上,有关同志向陈毅报告说,某个西方国家代表团团长想和陈老总会晤,但希望陈毅能去他的驻地,最好是吃晚饭,对外不发消息。陈毅听后大笑说:“他又想同中国接触,又怕得罪美国,这叫做‘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我们可以同意,反正坐汽车去,不用跳墙。”这话用了《西厢记》的典故,风趣贴切。这在如今机关中比之文牍浮沉、会议泛滥、言语支吾等现象,才知道能够如此简要精通、轻松幽默地处理问题,在官场中是一道不可多见的风景线。

    ⑵麦克唐纳给陈老总来了个倒立:陈毅胸怀坦荡、待人诚恳、个性鲜明,时常流露出一种难以抗拒的亲和力,连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也被他吸引。英国外交大臣霍姆、英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麦克唐纳、加拿大代表郎宁和法国代表都很快成了他的朋友。有一次陈毅宴请麦克唐纳和郎宁,郎宁先来,麦克唐纳迟到。郎宁是加拿大传教士的儿子,出生在中国湖北,会说湖北口音的汉语。麦克唐纳到后,郎宁就用汉语说:“元帅请客,你迟到,你该罚磕头。”麦克唐纳也用汉语说:“该死,该死。”一边说,一边趴到地上,来了一个倒立。满座开怀大笑,宴会当然愉快尽欢。

    据说,陈毅回国后,麦克唐纳写了一封信祝贺陈毅的生日,信中写道:“我们这里很想念你……你的亲切和强有力的性格是坐在我们会议桌周围各国人物的繁星中的一颗独特的明星。” 陈毅用自己人格的魅力使西方国家的代表成为各国人民的朋友,从而使美国孤立中国的企图落了空。

    在与美国代表团的交往中,陈毅也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同时也并不把美国人看成铁板一块,一概横眉冷对。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元老外交家哈里曼夫妇也被陈毅的风度所折服,在酒会上主动与陈毅握手交谈,甚至还表示以后要来中国。

    对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老挝三派代表团和越南代表,陈毅更是尊重有加,热情亲切,成了他们信赖的朋友。陈毅不厌其烦地反复做工作,终于打破美国的阻力,促成老挝三亲王在瑞士会晤并达成协议组成联合政府,使日内瓦会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可以说陈毅运用了正确的政策,充分发挥了个人的人格魅力,弥补了当时中国国力不足的弱势,成为日内瓦会议成功的主要缔造者。

    ⑶陈毅真是个人物:五十年代,驻英使馆大使曾陪同使馆的商务参赞会见英国的大商人约翰·凯瑟克。凯瑟克家族是汇丰银行的老板,他本人长期居住上海,曾担任过英租界工部局的头头,是旧上海的太上皇。他回忆说,上海刚解放时,外商们惶惶不安。忽然有一天,他接到通知说陈毅市长要见他。

    他美滋滋地去了。不料进了陈毅的办公室,陈毅却坐在办公桌后,根本没有起身,只是大声对他说:“你就是凯瑟克?过去你们在上海爬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现在解放了,人民政府是中国人当家作主。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可以让你们呆下去。如果不老实,休怪我陈毅不客气。”说完就挥手叫他出去,自始至终没有让他说一句话。

    讲完这段经历,凯瑟克感慨地说:“我在中国几十年,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经历。第一次遇见有人这样对我说话。陈毅真是个人物,了不起,真了不起!”

    ⑷翻译不好,好比钝刀子割肉,叫人难受:1964年,一位新翻译调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开始给陈毅当翻译时,有一次外宾人数较多,坐满了会客室。新翻译有点怯场,声音比较小,陈毅几次叫他放大声音。客人走后,他批评新翻译说:“你是新中国的翻译,就该有新中国的气魄,敢作敢为。不能像个小媳妇,扭扭捏捏,声音小得让人听不清楚。这不是在学堂里考试,这是工作,要紧的是使别人明白我们。就算你英文说得不漂亮,这个时候也顾不得。你是中国人,英文说得不那么好是自然的,他外国人还一句中文都不会呢!当然,平时要好好学,要苦练,但是到了当翻译的时候,就像战士上战场,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有多少本事全都用出来,争取完成任务,不能有任何畏缩害怕的念头。对于外国人,要这样想:管你多大的官,今天都得听我的,谁叫你不懂中文。至于翻译得有没有毛病,下去再总结研究,检讨提高。要有这样的思想,你的水平才能发挥出来,才能侃侃而谈,声音洪亮。”陈毅这番话给了新翻译极大的教育和鼓励。

    有一次在外交部的招待会上,陈毅同许多外宾寒喧。他对一位大使说:“贵国风光美丽,是印度洋上的明珠。”随行的翻译不知是没听懂还是一时卡壳,就是说不出“明珠”的外文来。陈毅很生气,当众批评他说:“你连这都翻不出来,还当什么翻译。”那位翻译面红耳赤,非常紧张。但是过了一会儿,陈毅又找到那位翻译对他说:“刚才我批评你说话生硬,态度不好,是我不对,我向你检讨,请你莫怪。但是批评的意思我还是坚持,当翻译就要学好外文,做好工作。翻译不好,好比钝刀子割肉,叫人难受。”这位翻译很感动,几个在场的工作人员也都被陈毅这种精神所感动。



陈云





      陈 云
   
    (公元1905~1995年),上海人(原江苏青浦)。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1919年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当店员。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罢工委员会(后为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作为劳工组织者从事共产党的活动。历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等职。

    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31年5月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9月任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随后参加长征,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同年6月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只身到达上海,从事恢复共产党的秘密工作,随后又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撰写了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7年4月回到新疆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5月赴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援助接应红军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11月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对党的建设和党的干部工作有重要建树。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1944年3月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领导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解放战争。转战北满和南满,历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和东北经济的恢复做出了突出贡献。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了《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调整工商业,恢复国民经济,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和活动中,在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谨慎而又现实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做出了被公认为卓越的贡献。他坚决反对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进行的阴谋分裂党的活动。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先后兼任过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新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5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主张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扩大建设规模;主张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坚持综合平衡,实行按比例地发展。五十年代末值六十年代初,当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时,他受毛泽东委托调整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并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道,果断地采取了动员城镇两千万人下乡、通过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等一系列正确的措施,恢复了国民经济。为了解决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他到上海青浦等地调查,建议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代表了中国农业改革的先驱思想。他的这一主张和其他切合实际的经济主张,曾被人认为“右倾”,而受到毛泽东的冷遇。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1972年4月回到北京,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他提出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以便在世界市场中占有中国应有的地位。1975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6年参加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曾对叶剑英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应该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与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大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的思想和重大决策。例如,对比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改革的步子要稳,要“摸着石头过河”,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强调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指出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冶形势的不稳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大量提拔培养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等等。他还为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实现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中共十三大以后,他退出中央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四大以后,他过着安逸的离休生活。

    1995年4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主要著作收入《陈云文选》(三卷)。


    陈赓:

    (公元1903~1961年),原名陈庶康,字传瑾;湖南湘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将。

    1916年入湘军当兵,因为不满军阀混战,1921年脱离湘军,在长沙半工半读,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1926年赴前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十二师团长、师长,红军步兵学校校长,红军干部团团长,陕甘支队第十三大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建国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1年3月16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五十八岁。著有《陈赓日记》和《陈赓日记(续)》。
 
    陈士榘:

    (公元1909~1995),湖北荆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教导队区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排长、副连长、副营长、副大队长,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参谋处处长、参谋长,红一军团司令员作战科科长、教导营营长,第四师参谋长,红十三军参谋长、代军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晋西支队司令员,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山东滨海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兼西线兵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员和南京警备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兼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7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陈再道:

    (公元1909~1993),湖北麻城乘马岗乡新村程家冲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师三团排长、连长,十一师十二团营长,十一师十一团团长、师长,红四军副军长、军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冀南纵队司令员,第二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4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陈伯钧:

    (公元1910~1974年),四川达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6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团排长、连长,赣西第三游击队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二团政治委员,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学生总队政治委员,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军团参谋长,第十三师师长,红五军团第九军、四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第二分校校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员副司令员,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热河执行小组代表,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合江军区司令员兼东北军政大学上干大队大队长,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四十五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兼学术研究部部长、教育长、副院长、代院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陈伯钧上将不仅是一位能征善战的骁将,而且是一名具有革命知识分子气质的儒将。他爱好读书、善于思考、长于写作,在戎马倥偬中仍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他生前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日记、文稿。著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公元1961年)、出版有《陈伯钧日记?文选》(公元1987年)。

    1974年2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陈明仁:

    (公元1903~1974年),字子良,湖南醴陵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4年升入广州市军政部讲武学校和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广东革命政府讨伐陈炯明的第一、二次东征。后任国民党陆军第十师五十六团团长,陆军第八十师少将副师长、中将师长,陆军第二师中将参谋长,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国民党军政部中将处长,陆军预备师中将师长,陆军第七十一军中将副军长、军长,东北第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华中“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二十一兵团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军长,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1974年5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陈奇涵:

    (公元1897~1981年),号圣涯,江西兴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19年入韶关滇军讲武堂分校学习。曾任赣军排长、连长、代营长。1925年入黄埔军校,任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派往江西从事兵运工作。1927年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参谋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赣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兼省军事部办事处主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教导团团长,红三军、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教导师参谋长,军委随营学校校长,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教育局局长,绥德警备司令,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军委情报部第三室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地区、东满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分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1年6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陈锡联





    陈锡联:

      (公元1915~1999年),湖北黄安高桥区陡山彭家村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团部政治指导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政治委员,第十师师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副旅长、旅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太行纵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6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陈锡联.


 
    陈锡联,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汉族。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人。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个人简介

  陈锡联(1915-1999)[3],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四第十师三十团团部政治指导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政治委员,第十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副旅长、旅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太行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人物生平

  陈锡联(1915.1.4-1999.6.10),字普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5年1月4日生与湖北黄安(今红安高桥陡山彭家村。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四方面军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副师长、师政治委员、师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和开辟川陕苏区的斗争,参加了长征。他作战勇敢,屡建战功,被指战员们誉为“小钢炮”,李先念同志赞誉他“打仗数第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1937年10月率部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取得129师抗日的首战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受到八路军总部嘉奖。后率部参加神头岭、响堂铺等战役战斗。在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下颌被子弹贯穿昏迷苏醒后,仍坚持指挥,直至战斗胜利。1938年4月起任第129师385旅副旅长、旅长,率部粉碎了日军晋中地区“六路围攻”,进行了邯长、白晋、武沙等战役。在百团大战中,率部扼守狮垴山,冒着敌机轰炸和毒气袭击,与敌血战数日,截断了正太铁路日军交通。后率部参加邢沙永战役和平汉路破袭战役,取得了辉煌战果。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他坚决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积极对敌作战,扩大人民武装,坚持太行根据地的斗争。1942年5月,5万余名日伪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他在内外线灵活指挥作战,毙伤敌千余名,给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1943年3月任太行军区第3分区司令员,指挥了蟠武战役。1943年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抗日战争期间,陈锡联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后为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3兵团司令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和川东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9年6月10日病逝于北京。

    人物年表

  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30团政治处通讯班班长、团通讯连指导员。

  1933年任红30军88师263团营教导员、团政委。
  1934年任红4军11师副师长、师政委,并参加了长征。

  1935年后,历任红4军10师政委、师长,红4军11师政委,红4军10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

  1937年,任八路军第129师769团长。同年10月19日,在他的率领下,袭击了山西代县日军阳明堡机场,炸毁日军24架作战飞机,歼敌160余人。阳明堡机场作战的胜利,有力地支持了忻口战役,是继平型关大捷后,我军取得的又一重大军事胜利。

  1938年4月任385旅副旅长。6月任旅长。
  1943年3月任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8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6月任129师太行纵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1948年5月任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

  1949年2月任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副书记,兼川东军区司令员。

  1949年10月兼西南局委员。
  1949年12月兼重庆市第一书记(至1950年9月)、市长(至1951年1月)。
  1950年1-9月兼重庆市政协主席。
  1950年6月-1953年3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任解放军炮兵司令员、临时党委书记、党委书记。
  1954年11月兼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
  1955年-1957年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1957年兼任解放军炮兵学院院长。
  1959年10月-1973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第三书记、第一书记。
  1960年10月-1967年8月任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8年5月-1973年12月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
  1970年3月-1971年1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1年1月-1973年12月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1969年4月-1975年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3年12月-1980年1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1975年1月-1980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2月-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七大代表,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一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免),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历史评价

  大革命时期,他是家乡“首任”儿童团长。参加了游击队,是游击队员中年龄最小的。改编为红军后,他第一个被提拔当了班长,又第一批加入了共产党。他曾经说过,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担任过“排长”。因为作战勇敢、 且打仗聪明,领导很早就发现并着意培养这棵“苗子”,从班长直接提拔为连指导员,接着又升为营政委、团政委。有人认为陈锡联进步太快,找领导提意见。领导 说:昨天晚上,陈锡联带着三个通讯队去攻打敌人一个前哨连。这个前哨连驻守在山上,下面是班、排,最上面才是连部。按常规的打法,应当是从下往上攻,这样 打下来算胜利,打不下来就撤回来。但陈锡联不这样干。他带着人深更半夜悄悄地攀上山顶,先干掉敌人的连部,然后从山上往下打,也就是从敌人的屁股后面打, 很快就消灭了无头的敌人的班、排。战斗结束天还没亮。陈锡联所部没有伤亡一人,却活捉了一百多个敌人。这样漂亮的打法,你能想得出来?“小钢炮”(陈锡联 的绰号)就是有一套,这样的干部就是要培养提拔。后来不久,陈锡联担任了师政委、师长,成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师级指挥员。

  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锡联任129师769团团长,他率部打响了129师抗战第一枪,首战即奇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 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开创了我军步兵打飞机的先例。一位英国记者称这是“神奇的战斗”。这一战例已作为我军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优秀范例载入军史,至 今仍为人们所研究、学习。

  解放之初,陈锡联作为第三兵团司令员出任新中国第一任重庆市长,尽管只干了十个月,但他在向政务院汇报工作时,令听取汇报的民主人 士惊叹不已,史良说:真没想到你这个领兵打仗的,管城市管得也这样好。他是我军第一任炮兵司令员;1955年授衔时,年仅40岁的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构成了陈锡联的传奇人生。

  1939年11月,新华日报(华北版)特派记者采访时任385旅旅长的陈锡联,面对这位仍有些稚气但已是赫赫有名的八路军抗战名 将,记者由衷地感叹:“钢铁往往代表着健壮而坚定。二十五岁的陈锡联将军不只有着一付膂力过人的体格,而且有着一颗惊人的坚定果决的心。在战场上,一任战 争的波涛掀天覆地地滚来,他岩石般的雄姿,屹然不动……一个钢铁的人!”

  时势造英雄。陈锡联上将从一个大字不识的放牛娃,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共和国的一代名将。

    轶事典故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陈锡联率领3纵队(附9纵队一个旅)受领攻克宿县的任务。他亲率各级指挥员抵近前沿勘察,作出周密部署,研究攻坚战法,经一夜激战,全歼守敌12000余人。后来一些军史专家称赞,这一仗在淮海战役中是画龙点睛之笔。陈锡联刻苦学习是有名的。他在紧张的战斗生活和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利用一切机会向领导和同志们请教,用石子、瓦块、小木棍在地上习字。他总把笔记本装在身上,随时记下学习心得、作战经验和国内外大事。

  1939年,《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到部队采访陈锡联,时常看到他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凝神地伏在桌前,读书学习。记者感慨地写道:"八路军是一所伟大而实际的大学。这里,理论的花朵真正从实际的土壤里培植出来。多少埋藏在地下的天才,人民的天才,由于得到充分的阳光与素养,而光荣滋发。陈锡联将军便是其中一个。"陈锡联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每次战役战斗前,他都尽一切可能,亲自勘察地形,了解敌情,与一级指挥员研究作战部署甚至战术动作。战斗之后,他及时写出作战报告,分析战术得失;只要条件许可,他都要带领各级指挥员重返战场,将作战经过进行复盘,从中研究改进战术。打胜仗多的部队,容易产生经验主义,在新的环境、对象条件下搬用过去成功的战法,付出本来可以避免的代价。陈锡联及时抓住类似教训组织指挥员进行分析,启发大家注意掌握不同敌人的不同特点,同一敌人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特点,从而使他所指挥的部队形成了打一仗进一步的好作风,干部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指挥艺术得到不断提高,成为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拳头部队。在解放战争中,他以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为指导,创造和总结出不少成功的经验。他的作战实践,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贡献。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陈锡联胸怀宽广,不仅能打仗,还特别能团结人。作为一代功勋卓著的战将,陈锡联同志从不居功自傲,视名利如淡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刘伯承、徐向前称他为四方面军最优秀的干部。但他却从来不愿宣扬自己,前几年,不少单位请他写回忆文章,介绍个人的历史功绩,都被他婉言谢绝。

  1982年4月,二儿子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当儿子生前所在部队领导来看望他时,他忍住悲痛反过来安慰部队同志说:"你们不要太难过,战争年代有牺牲,和平年代也会有牺牲的。"在场的人无不为他这种革命家的风范所感动。[2]

    陈 康:

    (公元1911~2002年),湖北广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长,二七四团副团长,红九军第二十七师八十团团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二七六团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补充营营长,军部训练队队长,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营长兼主任教员,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十三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三军副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2年5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二岁。


    陈仁麒:

    (公元1913~1994年),福建龙岩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政府秘书,红二十一军政治部宣传员,红十二军特务队政治委员,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六师一六六团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七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军委教导师第一团政治委员,军委干部团特科营政治教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镇源县工委书记,陇东特委组织部部长,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政治部主任,警备第三旅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第十四旅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政治委员,海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4年3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陈正湘:

    (公元1911~1993年),湖南新化圳上镇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6年入唐生智部当兵。参加过北伐战争。1930年在新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二营机枪连连长、营长,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代团长,十五师四十五团团长,二师四团团长,一师一团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副团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团团长,第一支队司令员,第四、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军区副司令员。晋察冀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二纵队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12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陈庆先:

    (公元1908~1984年),湖北黄陂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排长,四川万源县独立营连长、副营长、代营长、县指挥长,中共万源、阆中、梓桐县委书记,中共甘肃委组织部部长,回民独立师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党校大队长兼军事教员、班主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八团政治委员,江北游击纵队第六旅十六团团长,第四军第二师五旅副旅长兼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六旅旅长兼路西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华东军区第十二纵队司令员兼苏北军区司令员,华中指挥部副司令员,江淮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军长,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训练部部长、副教育长、教育长、副院长兼训练部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4年1月19日因病在济南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陈先瑞:

    (公元1913~1996),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手枪团班长,鄂东北游击司令部特务四大队分队长,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中队长,二二四团营政治委员,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鄂陕游击师司令员,红七十四师师长。坚持了鄂豫陕边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团长、警备第一旅副旅长,河南人民抗日寇第三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河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豫中军分区司令员,桐柏军区副司令员兼独立第三旅旅长,中原军区第五师十五旅政治委员,鄂豫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原军区第三十八军副军长,豫西军区副司令员,陕南军区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十九军副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1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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